——讀余秋雨的《中華文化四十七堂課—從北大到臺大》有感
施裕（作者單位：農房集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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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秋雨是我十分敬仰的一位大師，讀過他很多書，諸如《文化苦旅》、《千年一嘆》、《行者無疆》等。每次讀他的書，總有許多感悟，總會產生許多共鳴，總覺得受益匪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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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華文化四十七堂課——從北大到臺大》是余秋雨先生幾年前為北京大學中文系、歷史系、哲學系、藝術學院的部分學生，開設了一門內容為中華文化史的課程編著而成的。這門課程的進行方式比較特殊：一、師生之間有很多討論，每次課后學生又會提出很多文化問題要先生快速回答，名曰“閃問”；二、全部課程都由鳳凰衛視播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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細細品味這本書，讓我對中華泱泱五千年的文華有了系統的認識和升華，特別是他和學生間的一問一答，充滿理性和哲學的光芒，甚是精彩，讓我過目不忘。有好幾個章節特別精彩，愿與大家一同分享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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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，說起什么是文化？余秋雨先生認為，文化，是一種由精神價值、生活方式所構成的集體人格。他認為，一切文化的最后成果都是人格。中華文化的最后成果，就是中國人的集體人格。說得多么簡潔、明快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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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如，講到老子與孔子的區別。他認為，老子是世界性的老子。在表述方式上展現了一種讓人仰望的簡約和神秘。他舉了老子《道德經》中的許多經典句子。像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、“為無為，事無事，味無味”，“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。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。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辯若訥”……余秋雨先生把老子看到是一位偉大的清道夫，他用“做減法”的哲學把中國人的思維引向簡約、質樸，導致中華文明長壽。其實我想，人的長壽不也同樣的道理嗎？我們一生，常常被層層疊疊的虛設目標、虛心賽場所困。我們今后只要又一次被困，不妨抬起頭來，看看云端之上那個白發老人的平靜目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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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于孔子，余秋雨用了四堂課和他學生討論。從“尋找真實的孔子”到“君子的修身與治國”。他認為，造就孔子真正的偉大，是他從五十歲到六十八歲之間的行程。沒有周游過列國的孔子，就不是孔子。孔子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以家庭倫理為基礎的社會結構重建，是對中華文明歷史重大的貢獻。孔子的君子和小人的區別，比好人和壞人的區別更深刻。很多敵對營壘里的人，很可能是君子；很多與我們完全站在一起的人，很可能是小人。因此，這種劃分能夠使社會從表層的是是非非中解救出來，增加一層人格坐標。孔子的君子之道至今仍有很強的生命力和現實意義。它的一些詩句，至今還那么的朗朗上口，寓意深刻。“君子坦蕩蕩，小人長戚戚”，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“君子泰而不驕，小人驕而不泰”，“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”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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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如，在談及屈原，他說，屈原是一個世界奇跡。是他的死距今兩千三百年，在這么漫長的時間里，卻被那么多中國人年年祭祀，這在世界歷史上找不到第二個例子；對孔子的祭祀，主要集中在曲阜和各地一些文廟里，而對屈原的祭祀卻遍布全國任何角落，只要有江河，有村落，到了端午節，包粽子、賽龍舟，到處都在祭祀；雖然有那么多人在祭祀他，但是能夠讀懂他作品的人卻少而又少，大家其實是在祭祀一個自己并不了解的人。他認為，這就構成中國文化一種非理性的驚人動員力。這種情景已經遠遠大于祭祀對象本人，而是反映一種大眾的精神需求。真可謂分析得入木三分。靜下心來，冷靜思考，不正是這樣嗎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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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秋雨先生用“生活在別處”這句話詮釋了屈原為什么在顛沛流離悲慘生活中，還能寫出《離騷》這么偉大美妙詩篇的原因。他認為，“生活在別處”，是指用主動的分裂方法獲得一種精神釋放。但是，這種精神釋放不像我們尋常理解的那樣批判什么、沖破什么、排除什么、征服什么，而是從整體上把自己抽離出來，放逐到陌生之地，面對另一個世界。這等于造就另一個天地，另一個自我。屈原的《離騷》，在標題上就包含著“生活在別處”的意思。他的離別，是一種精神離別。這種獨辟蹊徑的見解，讓人耳目一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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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生活在別處”，由此也讓我想到現實生活中的我們：有時候，面臨逆境，面臨種種不如意和險惡的環境，我們是否也要有“生活在別處”的心態。當然，為了“生活在別處”，精神上的“顛沛流離”是少不了的。這個過程其實比生活上的磨難更為痛苦，卻是通向偉大的“必要程序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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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了這本書，猶如和余秋雨先生進行了深入的心靈交往，感到十分愉快。文化可以滋潤生命，生命可以滋潤文化。中華文化的前途，就看有多少年輕而又美好的生命來滋潤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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